农村出生的我，对家的认识，是从老乡身上学到的。
我的老家山东菏泽巨野县，往西不远，就是河南兰考。
小时候的夏天，我有时和种瓜的老爷爷住在瓜地里，惬意，过瘾。为啥呢？可以学手艺。什么地种瓜，什么地种花生，哪种瓜喜水，哪种瓜喜旱，都是跟种瓜的老爷爷学的。要是住在打麦场，我就跟开拖拉机的叔叔们学几手。白天，跟他们学怎么犁地；晚上，跟他们睡一个炕上。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像一家人。
1975年3月8日，我在二炮7784部队战士业余宣传队光荣入党。当天，我给在贵州凯里的父母发电报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。”母亲很快回了一封电报，三个字：“好好干！”高兴、祝福、希望，他们所有想表达的感情，都在“好好干”三个字里。
我的岳父是国民党军起义的军官，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一直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，70岁时终于如愿。到老年时，他的视力退化严重。他是用收音机听完了电影《焦裕禄》，还写了一篇《我听〈焦裕禄〉》。这是对我这个晚辈极为深沉的爱，我很感动。
岳父问我，焦裕禄的孩子是谁演的？我说，都是当地老百姓的孩子。他又问，焦裕禄要住院了，老百姓去送他，那个场景有上百人吗，是演员吗？我说：有100多人，都是当地老百姓。当年送过焦裕禄的老百姓，听说要拍焦裕禄的电影，把自己的子女送来参演。演的时候，导演不用说戏，当时是什么情景，该穿什么衣服，手里该拿什么东西，他们的父母早早就交代清楚了。仔细想想：这不就是家风、家教吗？这上百人的场面，背后又是多少个普通人家呢？
什么是家？看看我们的汉字就知道了。几千年前的甲骨文里，“家”的上半部分就是“宀”，说明家是遮风避雨的地方。甲骨文、金文、篆书、隶书、楷书，“家”的写法略有不同，但总是象征着安定和温暖。
我喜欢演戏。生病那段时间，看人家演戏，我眼馋、着急。一吃上剧组的盒饭，就不闹心了，感觉自己的生命还有价值。我的每一个角色，都有家人的支持。
我的爱人海丹当过演员，是我演新戏的第一个观众，也是十分苛刻的观众。评价我的艺术创作，她一点都不客气。她最不满意我演的冯石，因为当时我没有下决心减肥。能做到而没有做到，不可原谅。放疗的伤害，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口腔后遗症，影响了念台词。她找了很多书，“强迫”我每天练习说话。长的文章，一天念好几遍，短的文章，一天也念好几篇。
我生病的时候，儿子正读中学。他的妈妈要照顾我，他只能跟姥姥住在一起。读初二时，他在作文《家》中写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家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给我温暖、帮助、自信的地方。”我对儿子有亏欠。或许，他在那时候失去的，终将成为一笔金钱换不来的财富。
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，讲述真善美的家风故事，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看小人书《岳母刺字》。岳飞跪在地上，岳母在他的背上刺下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。这幅画面，记忆犹新。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《自有后来人》，走出县城电影院，李铁梅、李玉和、奶奶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。他们塑造了我对革命家庭的印象。
回头看，我演过的人物，很多都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戏里面，中国人的家庭、家教、家风多多少少有所体现。
我在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里演周文王。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，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，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离开朝歌，他承受了人类无法承受的奇耻大辱。从周文王身上，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中国人的家风。
我演过李大钊。小女儿去世，他很悲痛，但他没有扑向女儿的身体，而是哭都哭不出来。走进法庭，他突然听到孩子们叫“爸爸”，很意外，又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。李大钊是革命者，也是充满深情的丈夫和父亲，他是早期革命领袖，也是随时准备赴死的战士。因为他知道，他的小家与国家紧密相连。
杨善洲退休了，没有在城里养老，而是选择上山种树。朋友劝他，他说：共产党人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。自找苦吃的不只是他自己，也包括他的家人。电影《杨善洲》里面，他的爱人有一句话：咱们的杨书记不是咱们家的书记，是老百姓的书记。的确如此。女儿想要一个城市户口，杨善洲没有答应。后来，女儿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：你这样做，我们都理解，但作为你的孩子后代，我们也不容易。读了这封信，杨善洲一宿没睡。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
今天，杨善洲的女儿女婿们仍是普通的农民、工人、乡村教师。他们默默做事，没有人沾杨善洲的光。
我还演过外交官。在《万里归途》中，我演的外交官无论如何都要把同胞带回祖国，这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。因为，祖国就是我们的家。
作为普通人，我们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身边人。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大家一起作贡献，我们的国家更好了，民族富强了，小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
每个人的小家，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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